1949年，国军上将潘文华决定起义，却发现七姨太是特务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对七姨太说：“我给你钱，你带孩子去香港吧！”
1949年的下半年，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，解放军一路西进，西南地区成为蒋介石最后的顽抗据点。
这时候，国军二级陆军上将潘文华，心里已经有了明确的打算——脱离国民党，发动起义，不让四川的老百姓再遭战火牵连。
潘文华可不是一般的国军将领，他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，早年当过中药铺学徒，后来弃徒从军，一步步做到了高级将领，还当过重庆市的首任市长，在川军里威望极高，也是刘湘集团的核心人物。
其实潘文华早就对蒋介石的做法不认同了。抗战的时候，他率部出川抗日，在广德、泗安一带和日军死拼，付出了巨大伤亡，结果蒋介石反而把战败的罪名安在他头上，撤了他的军长职务。
后来蒋介石又处处提防川军将领，把他的部队东抽西调，到1949年的时候，他几乎成了光杆司令，心里早就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。
再加上之前和周恩来、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有过接触，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，他越来越明白，只有跟着共产党走，才能让西南地区得以安宁，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。
打定起义的主意后，潘文华就开始暗中筹备，和刘文辉、邓锡侯等川军将领秘密联系，商量起义的具体细节。
可就在筹备的关键时候，他发现了一个让他后背发凉的问题——自己最宠爱的七姨太，不对劲。七姨太是1946年嫁给他的，陪着他三年，还给他生了一儿一女，平时看着温柔贤淑，对他也十分体贴，谁也不会把她和特务联系在一起。
但潘文华毕竟是久经沙场、心思缜密的老将，他慢慢发现，每次自己和刘文辉等人秘密商议事情，七姨太总会找各种借口凑过来，要么送茶送水，要么说孩子找他，等她离开后，几人才敢继续深谈。
更让他起疑的是，自己的日常行踪、和下属的谈话内容，有时候竟然会莫名其妙传到军统的耳朵里。一开始他还以为是身边的副官或者卫兵出了问题，暗中派人排查了一圈，没发现任何异常。
直到有一次，他故意说要和刘文辉在某个地方见面，没告诉任何人，结果当天就发现有不明身份的人在见面地点附近徘徊，而那天只有七姨太知道他的行踪。
这一下，潘文华心里就有底了，他暗中再一查，确认了自己的猜测——这个陪在自己枕边三年的女人，竟然是军统安插在他身边的特务。
这个发现让潘文华十分棘手，他没有丝毫慌乱，毕竟在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中见惯了大风大浪，他知道，这时候稍有不慎，不仅自己性命难保，筹备了很久的起义计划也会彻底泡汤。
但潘文华心里清楚，一旦七姨太出事，军统那边肯定会立刻察觉异常，到时候派人大肆排查，起义的秘密就会暴露，到时候不仅自己，还有刘文辉、邓锡侯等人，以及参与起义筹备的所有人员，都会面临杀身之祸。
而且，七姨太虽然是特务，但毕竟陪了他三年，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潘文华实在下不去狠手。思来想去，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——以送家眷去香港避难为由，把七姨太送走，既解除了起义的隐患，又不会打草惊蛇，还能保全她们母子三人的性命。
那时候，国民党的很多高官都在纷纷把家眷送往香港、台湾，躲避即将到来的战火，这个理由合情合理，根本不会引起怀疑。
潘文华立刻开始筹备钱财，他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黄金、美元和珠宝，还特意找弟弟潘昌猷借了一笔钱，凑够了足够母子三人在香港安稳过一辈子的积蓄。
一切准备妥当后，他就安排七姨太带着孩子前往香港。七姨太果然没有起任何疑心，以为潘文华是真心为她们母子着想，安心地带着孩子离开了成都，前往香港。
送走七姨太这个最大的隐患后，潘文华彻底没了后顾之忧，加快了起义的筹备进度。1949年12月9日，他和刘文辉、邓锡侯在四川彭县联名发出起义通电，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，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。
这个举动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川西决战部署，切断了胡宗南部队西逃的退路，为成都的和平解放立下了大功，也避免了数十万军民的无谓伤亡。
后来，远在香港的七姨太得知了潘文华起义的真相，才明白自己当初被送走的真正原因。
她没有怨恨潘文华，反而十分感激他的手下留情，既没有回来找他，也没有做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，只是带着两个孩子在香港安稳地过起了日子。
1950年10月，潘文华在成都病逝，享年64岁，人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庄重的葬礼，评价他“川西起义，有功于人民”，认可了他为和平解放作出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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